一直以来，洛水镇回、汉群众和睦共处，每逢端午互赠粽子。目前，全镇有回族、羌族、彝族等13个少数民族共190人，其中回族128人，拥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1个(什邡市民族医院)、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1个(洛水镇亭江社区)。近年来，洛水镇党委政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族群众团结进步、宜居乐业、增收致富。(完)

新京报讯（记者秦冰）近日，在北京大学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微信团购群内承认，“烤鹅腿”的原材料为鸭腿，引发热议。6月10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及燕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获悉，目前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微信群内图片显示，“鹅腿阿姨”发布群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会给大家写清楚”。据媒体报道，“鹅腿阿姨”家人承认卖的是鸭腿，对于“什么时候开始卖鸭腿”，对方表示“后续会告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一高校微信团购群中搜索近一年的聊天记录发现，在“鹅腿阿姨”的团购小程序中，没有出现“鹅腿”或者“鸭腿”的表述，而是用“炫腿下单链接”“辣腿”“不辣腿”及表情包代替；“鹅腿阿姨”在发布群通知时则用的是“鹅腿”，价格为16元一只。 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在线上和线下购买过程中，“鹅腿阿姨”从未向他们主动说明原材料是鸭腿。 李圣（化名）2023年进入上述微信团购群中，买过十几个“鹅腿”。他告诉记者，“鹅腿阿姨”从未提及原材料是鸭腿的事情。“很多同学都是看阿姨冬天坐在那里，怪可怜的，就会买一点。”他表示，鹅腿并不符合自己口味，“我们在乎的不是钱，而是同情心被白白消耗。”据李圣提供的“北大树洞”相关讨论截图，曾有同学吃到绿色疑似变质的“鹅腿”。“鹅腿阿姨”解释称，“绿色是葱叶榨的汁水腌制浸泡形成，无任何危害。”也有其他同学反馈卫生问题。 有同学反映吃到绿色的肉。 受访者供图另一位同学第一次购买“鹅腿”是在2025年。“我恰好路过校门口，大冬天的看见阿姨晚上10点多还在门口卖‘鹅腿’，我很同情她，觉得小本生意也不容易。”他表示，“其实我并不在乎钱财上的赔偿，只是非常气愤和心寒。” 6月10日上午，新京报记者致电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调查核查此事。燕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也表示，正在与相关部门商议处理此事。编辑 刘倩 校对 杨利

台湾青年、《两岸犇报》网络主编陈崇真在接受中新网“燕新台”工作室采访时表示，如今不少台湾青年从小接触大陆流行文化，在他们眼中，大陆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反观民进党当局，不断宣扬所谓“抗中保台”，刻意制造对立仇恨。两相比较，如今不少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始终将台湾同胞视作家人，心中难免生出疑问：两岸本是一家人，为何要走向对抗？能和平，何必打仗；能对话，何必对抗。他们深知，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自己只会沦为战场上的炮灰，因此和平成为他们的渴望，“台独”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

借助3187路全域高清监控及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台州管理中心完成重点路段升级，已实现全路段监控。该管理中心还投用主线防疲劳定向广播、“哨兵”智能预警系统，组建专项数据分析团队，深挖历年杨梅季车流数据，提前制定精细化保畅方案，科学调配人力、设备与车道资源，全力保障杨梅运输车辆“快进快出、高效通行”。

初到原州时，农户普遍缺乏种植经验，大棚管护、温湿度调控、菌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难题层出不穷，不少农户尝试种植却屡屡失败，发展信心不足。“刚开始农户想种却不敢种，试种的也大多失败，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就暗下决心要把真技术带过来，让大家学得会、用得上、能赚钱。”林戎斌回忆道。深耕食用菌领域多年的他，结合原州高海拔气候特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为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根基。

解决种植难题后，林戎斌又将目光投向市场。针对菌菇销路窄、产品附加值偏低的问题，他依托自身资源牵线搭桥，打通原州菌菇销往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外销通道，让“远在深山人不知”的农特产品走出六盘山区，化解农户“种得出、卖不掉”的烦恼。与此同时，他还引进鹿茸菇等高附加值品种开展试种，填补当地高端菌菇种植空白，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其实，在闽宁协作迈入三十年的重要节点，林戎斌只是万千援宁工作者的缩影。三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福建科技特派员、干部、志愿者跨越山海奔赴宁夏，既有扎根田间地头的产业帮扶者，也有深耕讲台、诊室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他们带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与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完善民生保障、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宁夏多地实现产业迭代、民生改善、乡村蝶变。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殷殷嘱托，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四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把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守底线，红线必须鲜明。锚定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2022年，四川全面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体系，明确各级党政“一把手”出任同级田长。每年初，四川下达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严格考核，不断为耕地保护“长牙齿”。去年，省级层面全面启动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进一步明确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

又是初夏，永丰村的科技小院里人气满满。这个由中国农技协水稻科技小院、眉山市专家工作站、眉山市水稻专家大院等组成的“智囊团”，带着永丰村和周边的合作社、农户们，潜心搞水稻绿色生产、智慧生产等技术研发，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每年水稻收获季节，这里定期举行的“水稻尝味大赛”，成为全村最热闹最喜悦的时刻。